刑事犯遇到新克星

各类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脑损伤时间的推断，是世界法医学百年三大难题之一，它被称之为法医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80年代中期，中央政法委把一个打了半年官司，又无法认定的案子交给了中国医科大学法医系，以求一锤定音。此案看似简单，实质上是当今法医学无法解释的难题。

事情发生在营口市大石桥医院。一天，妇产科主任与中医科主任发生了口角。妇产科主任越说越有气，操起水杯就向中医科主任头上砸去，事情过了3个月，中医科主任不明不白地死了。医院诊断：高血压内囊出血死亡。家属不服，逐级上告，告了半年，一直告到中央政法委，要求法医认定：死者是脑外伤迟发性出血死亡。

中国医大法学教授通过大脑解剖、并根据当时权威的脑组织常规病理学诊断认定：死者确系脑外伤迟发性出血死亡，与之3个月前的脑损伤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妇产科主任要负刑事责任。但是，这一权威性的结论遇到了挑战，引起了法庭争论。法庭认为常规性的诊断指标缺乏特异性，无法排除其他死亡可能，如高血压脑出血致死的可能。

难道就没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科学方法推断脑损伤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医学大师林格提出的这一“哥德巴赫猜想”终于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法医张晓东破译了。哺乳动物脑组织中存在有多种酶系，只要确定一种酶与损伤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即可推断脑损伤时间。张晓东的《运用酶组织化学推断脑损伤时间》论文在中国法医学术界引起了震动，随后国际权威杂志《国际法庭科学》相继刊载。这一法医新技术获得了以往法医病理学无法达到的高度，而且百分之百地准确显示脑损伤时间。这一成果运用于刑事侦察实践，攻破一个个难解的悬案。

一天晚7时，有目击者证实：沈阳无缝钢管厂一位干部回家途中被一辆东风货车刮倒。更不幸的是，由于天黑看不见，8时10分左右又有一辆农田三轮车从死者身上压了过去。死者家属抓住了三轮车主，非让他偿命不可。三轮车主有口难辩，交通警察又无法认定。张晓东只提取指盖大的一块大脑，经过化学处理，一锤定音，死者在第一辆东风货车刮倒后30分钟内死亡，从而使三轮车主得以解脱。

另有一案发生在邯郸市。这天傍晚5时许，一人拦截了一辆汽车，要求搭车，司机不同意，他便与司机发生争吵，而后突然倒地死亡。死者家属发现死者头部有损伤，一口咬定司机殴打致死。司机则完全否认。经省、市法医尸检后，仍查不清死因与性质，致使公检法三家对此案争论不休，长时间得不到结案。张晓东按自己科学的检验方法，很快确定：死者头部损伤时间为死前10小时前所形成，与司机无关。后来经邯郸公安局证实，死者在死前10小时曾和他人饮酒后跌倒，摔伤头部，造成脑外伤迟发性颅内出血。

纽约各家晨报刊登了一条常见的报道：两个男人，眼上蒙上了滑雪眼罩，走进一家大银行的分行。其中一个人带了支手枪，手上还戴了副塑料手套。这两个人前后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抢了出纳处的钞票，奔出银行，钻进候在门外的汽车逃走了。

作案者的汽车是偷来的。当汽车拐弯驶入支路以后，持枪人就把手套扯下，扔在车内。到了预定地点，他们扔下作案的汽车，钻进另外一辆候着的汽车，不慌不忙地向郊外驶去。

要是在过去，这种经过周密策划，干得非常利索的抢劫案往往会归入“悬案”而不了了之。抢劫犯则逍遥法外，花天酒地。至于扔掉的塑料手套，倒也不是抢劫犯“干活”时的疏忽大意，因为塑料有静电特性，一般的方法（如撒粉或者化学处理）是不能把潜在的指纹显示出来的。

可是，这一次两个抢劫犯失算了，因为塑料手套上“麒麟皮下露马脚”。罪犯终究被识别出来而捕获了。把他们识别出来的是联邦调查局实验室里一种令人生畏的新“武器”——氩激光器。

在调查这件银行抢劫案的过程中，那辆扔下的被窃汽车很快就发现了。那副手套，连同其他可疑物品立刻送到了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专家那里进行分析。采用常规的撒粉法，当然什么迹象也显不出来。但是，在激光的照射下，手套内外的指纹印却好像被聚光照射似的发出光来。最清晰的指纹样被拍摄了下来，输入到一台电脑里。电脑迅速把指纹样放大，并且与联邦调查局指纹库里千百万个指纹档案进行比较，找到了完全相吻的指纹档案。对象验明后，警方发出了行动令，侦缉嫌疑人，最后把他们逮捕归案。

专家们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使人体皮肤分泌物内各种蛋白质或氨基酸发光的带蓝色的激光束，那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找到这些手套上的指纹了。现在不仅找到了指纹，还跟魔术般的电脑配合，找出了作案的罪犯，前后才用了几小时的时间。假如用原来的手工方法，即使显出了潜在的指纹，要找出相符的指纹档案，也得花上几星期的时间。

激光不断创造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侦查奇迹来。一件盗窃案的证物中，有一张二百周年硬币、手迹收集卡。硬币还嵌在槽里，但是有一块空白地方，原来贴在这个地方的二百周年美元清单已经被人撕掉了。为了验证一下上面有没有指纹，作了撒粉与化学处理，但是没有结果。于是，这件物证转到了激光实验室，最后试试看。试的结果，没有指纹。然而，显出了别的东西。就在原来是纸单的地方，在激光束下，清楚极了，技术人员一眼就看清了编号。怎么会的？谁也不知道。显然，印刷油墨残留物中的某些成分在激光照射下发出光来。

刑侦使用计算机正在开花结果。美国联邦调查局应用计算机来鉴别被窃的艺术品，计算机的资料库里储存着被窃名画的照片，可以发射检验器的屏幕上，使窃贼的阴谋难以得逞。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截住了一辆卡车。在这辆车子上，警察发现，除了麻醉品以外，还有一幅抽象派绘画，但无签名，也无标题。警方技术人员按动计算机“被窃艺术品”的键盘，穿孔输入：“抽象派。直线。曲线。”计算机回答：“档案38。颜色？”把该画的主要色素输入后，范围缩小了，剩下8个可能性，在计算机的提示下，又输入了次要色素，报出的结果是：这是一幅毕加索的画。接着该画被窃的地点、时间，原主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重要的资料一一在荧屏上显示出来，继而又显示了这幅画的照片。于是，窃贼被抓获归案。

前不久，我国一名农村姑娘死得不明不白，警方求助一女博士借互联网破了这桩情杀案。

25岁的唐美兰拜江苏省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何某为师，住进何家学医。一日，唐美兰患上了感冒，师傅坚持让她在家治疗，但病却越治越重。在唐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何某才让她住进医院，24小时后唐美兰死亡。镇江医学院病理解剖发现，在死者的颅脑、胸腔、腹腔里，从大脑到肝脾胃肾都存在广泛性、弥漫性的出血，她好像死于全身衰竭，头发、肌肉稍一触碰便纷纷掉落。法医做了毒理试验，砒霜、甲胺磷，安眠药、重金属等，想到的都做了，可死者体内并没有此类致死物质的残留物。死者究竟因何死亡？

刑警认为，唐在何家患了感冒，被何某治疗了25天，且越治越重，应当查一查他给唐用过什么药。侦查得到的情况是，在唐患感冒的那段时间，何某除开了传统药物以外，还分6张处方开取过80支“氟尿嘧啶”。氟尿嘧啶是一种常用抗肿瘤药物，多用于肿瘤患者手术后的辅助化疗，如果过量用药其副作用可以致命。又查，该药过量的症状如白血球减少、脱发等恰在唐身上有所显示。另一方面，何某诊治的病人并没有患肿瘤的。无一人需要氟尿嘧啶，刑警由此推想，何某会不会把此药用在唐身上？

刑事侦查以证据定案，只要在死者身上验出有残留氟尿嘧啶，何某就难脱谋杀嫌疑。可怎样才能检验出死者体内的残留物呢？上海医科大学、公安部物证检验中心、卫生部药检中心等权威机构都从未搞过体内残存氟尿嘧啶的检测，他们无法满足警方的求助。

警方转而求助药物分析专家，后来找到了镇江医学院药物系主任、年轻的女博士余江南。余江南通过国际互联网查找每一篇有关氟尿嘧啶检测方法的论文和说明。在几年前的国际互联网老资料中，她终于找到了一篇论文《用气象色谱来跟踪检测癌症病人体内的氟尿嘧啶》。一周后，中国医科大学博士彭建据此做出了检验结果：死者心脏内的血样中含有浓度极高的氟尿嘧啶，体内蓄积的药量相当于50支氟尿嘧啶针剂。唐死因真相大白。

何某被依法逮捕，他交代了谋杀动机。原来，妻子与他不合，一直闹离婚，他始终没有答应。在唐美兰住进他家后不久，何某一天晚上占有了这位姑娘。有了唐以后，他同意与妻子离婚，可小唐在乡下有男友并打算结婚。何某知情后动了杀机，在唐患感冒时开始下药。凭着对治疗剂量、中毒剂量、致死剂量的临床经验，他先后用了45支氟尿嘧啶，通过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使唐美兰不明不白地死去。

依据证人的证词所描绘的画像或制成的照片，对于追捕犯罪嫌疑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往，警方总是试图用画像和速写帮助证人回忆作案者的面目。但这种方法种种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当图像组合仪运用于刑侦时，嫌疑人的幻象照片便维妙维肖了。

德国警方根据一个7岁小男孩的证词，花了一刻钟时间用图像组合仪组合出了一个性犯罪嫌疑人的面容。过了14天，抓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幻像照片与其本人的相似程度竟达到百分之百。令人赞不绝口。

图像组合仪，原来是为整容外科医生的特殊需要而设计制造的。外科医生把要进行整容手术的病人照片放进图像组合仪内，然后把需要改变的脸部某一部分用一个镜片遮住。接着，再把病人所希望的这一部分的形状放进组合仪，最后仪器的显示屏上就出现了手术后病人的脸——那些对自己外观不称心的求医者，可以在手术前欣赏自己的新鼻子，修正过的眼皮、下巴等等。图像组合仪“移植”于刑侦，其优点是很明显的：它能将脸部各部位之间不同图像，在一瞬间组合成一张总的图像或者显示一张与此相似的脸部照片，所花时间达到了无法再短的地步，而且效果更要比传统画像要好得多。

胆大妄为的歹徒于斋戒节趁人们欢度节日，在德国海德堡劫持了28个人，然后把这些人质关在一个银行存款处主任的家里达12小时之久。最后作为交换条件，他们索取了300万马克逃之夭夭。

警方人员携带重达180磅的仪器奔赴出事现场。这些仪器包括图像组合仪、电视摄影机、示踪仪和3500张图像。要寻找的劫持者的形象，就是用其中的某些图像组合而成。首先，警方同证人一起搞出嫌疑人的脸部，定下一个框框，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图像拼凑出脸部各个组成部分。

“瘦削的脸，头发差不多——我的印象是朝左边分头。”“是这样的吗？“差不多了。”“可是头发完全不对。”“这儿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像。”“好，这就行了，就像为首的那个家伙了。”在劫持者逃走4小时之后，警方就发表了作案人外表的详情和他们的面庞幻像照片，于是歹徒的落网指日可待了。

一位居民几次接到匿名恐吓电话，他虽搞了录音，也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嫌疑人，但却无法得到准确认证。随着电话的日益普及，利用电话的犯罪活动也在增多。

现在，这种犯罪行为遇到了“克星”。中国刑警学院一项应用语图仪进行声纹鉴定的技术成果问世了。运用此法不仅能对正常语声进行分析识别，而且对诸如耳语、捏鼻、低声、尖声、换用方言、改变语速、摹仿他人等伪装语声也能进行准确鉴别。这套声纹鉴定法是根据普通话的特点总结而成的，它在国内外声纹鉴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一天，设在北京国贸中心的3家日本商社分别收到了内容相同的录音带。一个化名“燕山”的人在录音带中说：”我是×××导弹基地的机要员，掌握着基地的全部机要文件档案，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提供，但必须答应我的条件……”他的条件是，付给美金1500万元，确保他安全到达日本定居。

此后，这个化名者多次通过电话与日商联系有关事宜。外商及时向我公安机关反映了情况。当这个根本不是导弹基地机要人员的讹诈者准备与外商接头时，被我刑警抓获，查明其乃是一无业游民。为了获得充分的证据，警方将该人邮寄给外商的录音带和预审时的录音带送专门单位进行声纹鉴定。

在科学仪器面前，案犯声音的音质特征和说话习惯特征再清楚不过了。经听辩、视图和定量检测，确凿无疑地认定：邮寄给日商录音带的声音，就是该犯的声音。案犯终于招供了。

北京西苑宾馆的美国兰欣公司驻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拿起了电话，话筒里传出：“你是想交出你的一只手，还是交出3万美金？”突如其来的敲诈电话，令该代表惊呆了，遂报了警。

敲诈电话多次打来。兰欣公司职员与其反复商量交钱事宜，并作了电话录音。当有人按约定时间、地点前来取钱时，当即被擒。经审讯，来人称受海淀某公司丁先生指使来取东西。

然而，丁先生很滑头，在传讯时拒不承认打过什么敲诈电话。他在谈话中故意放低了声音，说话不连贯，以便为自己的声音特征蒙上一层伪装。为此，公安局将两盘有关电话录音带与丁先生谈话的录音带送公安部某所委托鉴定。听辩、检测表明，两类录音带中的发音习惯是相同的：句末总爱带“吧”字，对话中间常用鼻子哼一声等等；二者在“晚上”、“然后”、“电话”等字词上的共振峰频率、振幅、基频及音强等语音参量符合较好，反映了同一人的语音特征。